药神、炒股高手、财神爷

2015年11月，一家在Nasdaq发售的美国药业公司KaloBios（凯罗生物），股票价格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就奇妙地从0.44美元飙涨到39.五美元，整整涨了88倍，而身后的增涨缘故则更奇妙：一位称为美国最讨厌的人（Most hated man in America），要变成这个企业的新主人家。

这名美国老百姓眼中的老鼠过街，姓名称为乔治•什克雷利（MartinShkreli），是一名美国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主管。他往往变成点石为金的炒股高手，取决于他以前干过一件灭绝人性的事儿：买下来生产制造独家代理药物的药业上市企业，随后大幅提高药品价格，获得瞠目结舌的爆利。

比如在2015年2月，MartinShkreli集团旗下的图灵制药业，买下来了用以医治弓形虫感染的药品达拉匹林（Daraprim），随后快速将价钱从13.五美元一片涨到750美元一片，上涨幅度达到55倍。要了解，此药在印尼只卖0.04美元一片，澳大利亚只卖0.18美金一片，因而Shkreli 的行为在美国激发强烈反响。

达拉匹林这一药品的专利权早在1953年就过期，全部美国仅有Shkreli的图灵制药业可以生产加工。别的药业公司尽管能够仿造，但不但要资金投入价格昂贵的研发支出，并且光FDA审核就需要36-48月，图灵制药业也是根据管控开售的方法来阻拦别的企业仿造。因而，顾客对价格上涨个人行为束手无策。

美国舆论界只有对Shkreli进行众口铄金，乃至连希拉里参加在其中，刮起了美国对无良药业资产阶级斗私批修的大讨论。但是Shkreli对遮天盖地的众怒视而不见，在被美国美国国会口头传唤了解价格上涨个人行为时，他引证宪法学第五修正案，躲在法律法规的背黑锅后，回绝回应一切难题，并经常作出以下欠扁的小表情：

这类自绝于人民的个人行为，尽管被美国老百姓唾骂和鄙夷，但却遭受投资人的青睐。2015年11月，Shkreli继续努力，买下来了药业公司KaloBios一部分股份，这个企业有着医治美洲锥虫病的药品Benznidazole，投资人期待新老板拷贝价格上涨55倍的创举，这才拥有文中开始股票价格一周涨88倍的神话传说。

晋升牛股的KaloBios企业在研商品中，也有一种药品称为Lenzilumab，是用以医治漫性单核细胞败血症（CMML）。2年半后，这类稀缺的败血症，跟“趋利黑心的药业资产阶级”一起，随着着《我不是药神》的正在上映，一起走上了异国他乡我国的社会舆论风暴中心。

2002年，34岁的江苏无锡人程勇，被诊断为漫性粒细胞败血症（CML），此后运势调头急卖。進口抗癌新药格列卫价格价格昂贵，一年药业花销就达到三十万元，颇有家产的程勇也没法承担，他之后很多选购质优价廉的印尼版伊马替尼，并普遍为别的患者网上代购。这一段小故事改写进了影片《我不是药神》，在炎炎夏日七月爆燃了全国各地。

出演徐铮在大一时，爸爸由于癌病过世，自身觉得束手无策，逐渐很多掉发。而在这部影片中，应对得癌的盆友，历年来不容易拍演技的他多次留有泪水。自然，显示屏的观众们，不论是有泪不轻弹的男生，或是涂着价格昂贵粉底液的女性，哭得比徐铮更凶，尤其是听见替走私货药答辩的大姐这句话：“领导干部，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在诊疗这类通常难题难解的行业，一个可供任何人进攻和唾骂的环靶，是刚性需求。在美国，MartinShkreli自身打脸一样的演出，变成老鼠过街的老鼠过街；在我国，影片《我不是药神》为了更好地故事情节和矛盾的必须，半编造了一家“法国诺瓦企业”，也塑造起了一个供观众们宣泄情绪的环靶。

但影片这般塑造环靶是不是有效，争执一样猛烈。来源于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和投资人，基本上所有都是在为创新药的规章制度答辩，“一颗药卖几万元，是由于你购到的是第二颗，第一颗卖上亿”这句话也是普遍广为流传；而被激发了心态的人所共知，则通常立在穷光蛋和自尊的视角上，批判药业公司的趋利，号召大量的人道主义关爱。

资产与社会道德，标靶与实情，炒股高手与药神，这种比影片自身也要精彩纷呈的领域小故事，就是大家本文的具体内容。依照本公众号的老习惯性，文章内容分为四个一部分：

1。 原研药与仿造：美国的平衡术

2。 穷国与富强：免费搭车的印尼

3。 优劣势：中国仿造现况

4。 药神与财神爷：我国颠覆性创新

下边进到文章正文一部分。

1． 原研药与仿造：美国的平衡术

1957年，德国格兰泰企业研发出一种医治孕妇呕吐的热销药，姓名称为“反应停”，变成欧州的热销药。1960年，美国梅里尔企业向FDA（美国食品类药监局）递交了申请办理，提前准备将该药引进美国。梅里尔企业原本认为申请办理仅仅走个片头，却想不到，一位称为凯尔西（Frances Kelsey）的审核员，却觉得递交的数据信息不可以证实药品安全性，一拖再拖未予准许。

那时的美国FDA，仅有7名全职医生和4名做兼职医师来核查药品，管控职责比不上今日那样强劲。因而，许多人指责凯尔西“拿着鸡毛掸子当令箭”，特别是在一些备受反胃困惑的孕妈妈们。殊不知，第二年12月，反应停被确认会导致宝宝四肢发育不良，欧州社会舆论一片大哗，将慢性毒药挡在国境以外的凯尔西一战成名，变成美国人心中中的英雄人物。

反应停事件，使FDA得到 了史无前例的权利，工作人员经营规模极速扩大。1962 年，美国国会宣布根据了《Kefauver-Harris药品修正案》，大大的提高了药物的审核门坎，规定出示更久更广的临床数据（从产品研发到临床医学根据必须十年上下）、更多种多样的评价方法，就算是仿药，也一视同仁，这也造成 药业公司的产品研发成本费持续提高。

到1983年，Bolar企业在罗氏药业一款原創药专利权期满前，先开展科学研究实验，結果被人民法院判断侵权行为。这变成了碾过仿药企业的最终一根稻草。第二年，专利权期满的专利药中仅有35%的种类被仿造，被成本费和管控吓破胆的仿药企业不买账，超出150种专利药在专利权期满后却没有人仿造。

在全部八十年代，三朵黑云弥漫着美国医疗器械行业：昂贵的药品价格令医疗保险比较严重资产告急、便宜的盈利消弱了制药企业主动性、紧缺的药品令病人病发致死率提升 。怎样既能激励药品生产企业产品研发出“安全性又合理”的药品，又能让普通百姓买起这种价格昂贵的药品，变成美国政府部门急待处理的窘境。

危难时刻，美国美国国会的立法委员们并沒有像《纸牌屋》里那般沉醉在党争，只是冲锋在前出谋划策。在1984年，立法委员Hatch和Waxman明确提出了《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补偿法》（Hatch-Waxman Act），之后被证实为药业史上最牛杰出的法令之一，关键便是一句话：提高原創药挣钱高宽比，减少仿药进入市场门坎。

一方面，该计划方案简单化原創药申请办理步骤，发布了专利权联接规章制度，包含专利权期增加，销售市场独享等条文，提高了原創药取得成功后的挣钱高宽比。另一方面，法令调节仿药验证规范，减少产品研发和进入市场的時间和花费，提高了仿药取得成功挣钱的几率。几句通俗易懂，便是：敢探险的吃荤，会盲目跟风的喝粥。

为了更好地激励仿药企业前去喝粥，FDA在以后的两年又创建健全PIV专利权挑戰规章制度。简易说便是容许仿药企业在专利药专利权期就可以对其开展专利权挑戰，最先挑戰取得成功的仿药（首仿药）可能得到 180天的销售市场独享期（别的仿药不可以发售），并且能够以专利药50~80%的价钱市场销售。

那样的制度管理，让首仿药变成了一门“项目投资少、风险性低、时间较短、盈利高”的赚钱好项目，本来没有什么主动性的仿药企业们纷至沓来，陆续来抢头啖汤。从1995年逐渐，受专利权挑戰的专利药占比飙涨，从9%提升 到2012年的81%，上市时间也从18.七年减缩不够七年。

因而，1984年变成美国仿药的“年间”，全部领域一扫以前的不景气和伤痛，进到髙速发展趋势环节。仿药占药品的占比，从1981年的10%上下，飙涨到2013年的86%。因为价钱相对性专利药划算许多，仿药每一年为美国节约了极大的医疗费。

到2015年，美国医疗行业展现出：专利药企业和仿药企业都朝气蓬勃兴盛的局势。在全世界发售的5000多种多样原創药中，有3400多种来源于美国，占有率从1984年的10%提高至如今的65%，辉瑞、强生公司等好几家企业也牢据全世界制药业十大排行榜。更关键的，人民癌病患病率、致死率也在不断减少。

这种令人震惊的转变 ，都需要得益于美国在原創药和仿药中间的平衡术。

法令广火爆，但有一个不良反应，便是原創药专利权期满后的“专利权悬崖峭壁”。比如原創药波立维在2012年专利权期满后，仿药价钱仅为售价的1/40，造成 企业营业收入大幅度降低，从99亿美金即将到来52亿美金，第二年仅存25亿美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 便是：把专利权遮盖销售市场拓展到全世界，让原創药在有效期可以赚全球的钱。

因此，在1986年的进口关税貿易“乌拉圭回合”交涉中，美国强制将专利权塞进了进去。最初这一提案被觉得是死皮赖脸，变成过街老鼠，但迅速，有着德国拜耳、葛兰素等制药业大佬的欧共体，变为一言不发。最后，专利权维护变成全世界貿易的关键标准，为美国打开了第三世界的销售市场大门口，也为第三世界的发展趋势安装 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阻碍。

但针对穷国而言，你有了你的张良计，是我我的过墙梯。善于在火车上开外挂的印尼，就在搭富强便车这一课题研究上，趟出了一条他人无法拷贝的路。

2．富强与穷国：免费搭车的印尼

1954年，曾协助我国抗日战争的印度领导人尼赫鲁来华访问，圆了他十五年的理想。在他乘座着敞篷车从飞机场赶到宾馆时，过万人列队欢迎。此次调查使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发展趋势大幅感慨，禁不住在想，中国和印度同是由殖民转换而成的我国，都存有人口数量多、基础薄弱的难题，中国道路很非常值得印尼学习培训。

因此，归国以后尼赫鲁就定音，印度经济现行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种类社会发展”。为此拼搏十年之后，尼赫鲁缺憾离逝，将“沒有贫苦、病症与愚昧无知的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恳求与哀嚎不可以从美国获得任何东西”的单独信心，交给了他的闺女—被称作“印尼铁娘子”的英迪拉·圣雄甘地。

英迪拉没多久便承继父业，就任后便挑选向“病症动刀”。那时候印尼选用的是英系商标法，对原創药具备较强的维护，因而印尼99%之上的药品专利和近90%的药品供应，都由海外制药企业操纵。美国人都犯愁的药品价格，印尼病人当然乏力选购，只有在信念的抚慰中等水平死。对于此事，英迪拉大幅不满意，痛斥道：诊疗创造发明，将不设专利，生死之间不可以牟取暴利。”

因而，1970年，英迪拉政府部门便改动了《专利法》，药物不具备专利权，仅对生产工艺流程开展维护。这代表着不用等候专利权到期、不用化学分子产品研发，只需简易改动加工工艺，仿药就可以市场销售。这造成 欧美国家政府部门和海外药品生产企业大幅不满意，威胁利诱，但英迪拉无动于衷，反倒陆续颁布了限定外资企业药品生产企业项目投资占比、限定药品价格等好几部法令。

这给该国的药业公司，及其数以亿计的印尼贫苦普通百姓，和生病人民群众，撑起了一把铁保护伞。而印度企业也格外争气，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印度传奇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兰伯西实验室）。

　　1952年，印度商人辛格收购一家药品代理公司，随后更名为兰伯西实验室。1960年，辛格发现罗氏公司旗下一款药品没有在印度注册，于是设立工厂钻研生产技术，并在1968年从匈牙利获得了原料药，次年以本土品牌推出市场，大获成功，让世界知道，印度会做的不只有飞饼。

　　1970年甘地夫人的新专利法颁布后，兰伯西更是如鱼得水。然而，辛格并没有停留在低端药品的仿制上，反而将利润投向研发，“建立仿制工艺的研发和创新能力；还要建立起向上整合产业链的能力，既要有向上游建立原料药的仿制生产的能力，又要有向下游扩展药品制剂生产的能力。”

　　1988年，兰伯西公司计划进军美国市场，瞄准了礼来公司即将在1992年失效的头孢霉菌素专利，希望在专利到期后，就迅速将仿制药上市销售。这个项目难度非常大，头孢霉菌素极不稳定，又具有危险性，而礼来公司对60多种生产工艺进行了注册，仿制可能性几乎为零，罗氏药业等国家大公司尝试多次，均铩羽而归。

　　然而，经过一轮轮的反向工程、一次次的艰难试错，历时三年，兰伯西发现了可以控制霉菌素生产的7个步骤，终于用新的工艺生产出了头孢克罗，一战功成。后来礼来公司以2000美元每公斤的价格，购买所有兰伯西生产的头孢霉菌素原料药，而兰伯西的生产成本只有每公斤500美元[5]。

　　从贸到工，仿中有创，不仅为兰伯西带来了巨大利润，也为印度仿制药打破了低端的印象。兰伯西随后获得了与罗氏、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巨头合作的机会，为其提供生产工艺的研发，堪称印度医药界的富士康。

　　在印度准备加入WTO时，兰伯西也在为登录国际舞台做准备。仅在2004年~2006年间，兰伯西就发起了11起国际仿制药企业并购。研发支出也大幅提升，从1996年的销售额占比5%提高到了10%左右。到2007年，专利保护最严格的美国市场，已经占到了兰伯西销量的40%。

　　兰伯西的成功带动了一批印度公司崛起，例如成立于1983年Sun，1984年的Dr Reddy‘s Lab、1986年的Lupin等公司。印度仿制药快速发展，不仅占到了美国40%的市场份额，而且在PIV专利挑战申请上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自2009至2015年，总量达到了18%的比率，仅2015年就提交了近800个。而直到2017年，我国才有了第一个美国PIV挑战成功的公司。

　　在这种成功背后，是印度政府厚着脸皮软磨硬泡给民族医药企业争取来的宝贵时间，1970年《专利法》颁布之后，印度政府就承受着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1994年，印度申请加入WTO，签署了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但之后却各种拖延，直到2005年3月，才出台了新的《国家专利法》，号称与西方接轨。

　　这拖延出来的十几年，给印度企业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大批医药公司完成原始积累，本土巨头Dr Reddy‘s的股价更是在1991至2011年之间的20年内上涨了1000倍！

　　2005年新《专利法》出台后，印度仍然或明或暗地保护民族医药公司。例如在2006年，驳回了格列卫的专利申请，随后驳回了默克公司哮喘病治疗药物的专利申请等等。而强制许可也是印度政府常用的手段，该许可源于2001年的《多哈宣言》，允许在公共健康危机下，国家可以不经专利人许可，将专利授予第三人使用。

　　2012年，印度首次使祭出“强制许可”的大棒，拜耳集团旗下的肝癌药物多吉美（Nexavar）成了首个强仿对象。这种药每盒（120粒）售价28万卢比，而印度人均年收入才仅5.4万卢比。在印度政府启动了强制许可后，印度药企Natco仿制出来的药价格降到了8800卢比，降幅高达97%。

　　这家叫做Natco的印度药厂，就是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那家印度药厂的原型。电影里的那种救命药，原版是瑞士诺华公司的Gleevec（格列卫），仿制版便是印度Natco公司的Veenat，俗称印度版格列卫。

　　总结起来，印度的仿制药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1． 1970年以前：市场基本被外资医药公司垄断，99%的药品由外资医药公司提供，印度本土企业极少，绝大多数贫苦穷人吃不起药。

　　2． 1970年-1995年：英迪拉·甘地政府的《专利法》出台，本土医药企业开始在法律的保护下，抄袭和仿制西方药品，完成原始积累。

　　3． 1995年-2005年：印度加入WTO，签署知识产权协议，但印度政府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十年过渡期，促使企业加大研发和并购，本土企业逐渐国际化。

　　4． 2005年之后：市场全面开放，但印度医药行业已建立起了世界级的竞争力，并成为全球仿制药的制造基地，从1970年开始的行业保护政策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

　　到了今天，印度仿制药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全世界穷苦患者的手中，为印度赢得了“第三世界药房”的称号。欧美国家虽然一轮轮地炮轰谴责，但又抵挡不住性价比的诱惑，一批批的来采购，而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则爽快表达了感谢和支持，深谙“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这句老话。

　　大凡有志气的落后工业国，在面对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时，基本上都是一边贸易保护，一边模仿抄袭，努力完成本国民族企业的研发积累，赶在西方国家举刀之前，在“代理-模仿-研发-超越”这路上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很多行业都是同样的逻辑和路子。

　　尼赫鲁曾说过，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虽然，亚洲轴心已无从谈起，但印度人民还是记住了国家的努力。就如印度著名记者M。 J。 Akbar曾评论道：圣雄甘地给了我们自由，尼赫鲁维护了我们的独立，而英迪拉·甘地则拯救了我们的国家。

　　而与印度具有相同人口规模的大国，在面对原研药和仿制药的困境方面，是如何做的呢？

　　3．优势与劣势：国内仿制现状

　　在WTO乌拉圭回合谈判时，印度代表曾斥责美国：“我们的教育和你们不一样。知识产权是人类的共同知识遗产，你们那套没用，在这里没什么好谈的。”其实，以前中国跟印度的态度也差不多，虽然我们在1984年出台了专利法，但基本上没有什么约束力。

　　因此，当1991年，中国与美国谈判时，美方代表不屑地表示：“我们是在跟小偷谈判”。这话惹怒了中国代表吴仪，立马回应道：“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美国代表懵逼了几秒钟后，便讲起了文明在进步、历史不能更改等话语，引得众人嘲笑。

　　但知识产权终究还是在中国推行开了。1992年中国修订了专利法，增加了对“药品和用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授予专利。这个做法，比一起参加会议的印度早了13年。过早的医药专利保护，给我国带来了技术追赶的难度，著名的“伟哥仿制”事件，就展现了这种难度。

　　1989年，辉瑞公司上市了一款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随后发现具有治疗男性勃起障碍的功效，于是，在1994年，向中国等数十个国家，申请了药物新用途的专利，这就是全球知名的“伟哥”。当年《时代周刊》毫不掩饰地给予了溢美之词：世界等待此药已经4000年。

　　与此同时，国内十几家药企公司也对这个品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推测：虽然辉瑞向中国申请了专利，但属于老药物的新用途，而老药的专利产生在1993年之前，不属于中国专利法的保护范围，因此辉瑞的申请应该不会被批准。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在2000年，英国就驳回了辉瑞的申请。

　　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辉瑞向中国提交的专利申请也在同年获批，中国企业之前投入的数亿元研发全部归零。此后，这些受到挫折的企业，如南京海光、合肥医药、广州白云山等企业不断向知识产权局提起“伟哥专利无效”的申请。但在2007年，北京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伟哥专利有效。

　　辉瑞公司保住了中国独家销售的垄断地位，中国数十家企业只能作壁上观。与此相比的是，印度伟哥早已畅行全球十余年。

　　没有得到像印度企业那样的法律保护，但中国医药行业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我国虽然有制药公司4000多家，90%以上以生产仿制药为主，却是典型的大而不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质量差异较大；二是审批时间过长；三是采购不占优势。

　　质量方面：我国仿制药90%都是在2007年前获得批文，郑筱萸下 台后，随后几年药监局多次对市面仿制药进行抽查，发现质量与原创药相去甚远。也难怪我国绝大部分药品被称为“非洲难民都不愿吃”，2009年印度进入世卫组织采购目录的品种数量有194个，中国只有6个。

　　补救工作已在路上。2012年，国务院意识到国内仿制药质量存在隐患，发文要求2007年前批准上市的，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仿制药，原则上在2018年底药完成一致性评价。截止2018年7月，已经有40多个品种通过了一致性评价。

　　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指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按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分期分批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就是仿制药需在质量与药效上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目前单个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周期约为20-28个月

　　审批方面：由于负责药品评审的专业官员人数不足，在2015年之前，药监局审批岗位只有150个正式编制，要处理每年上万的药品和器械申请，导致国内仿制药申请流程时间过长，仿制药审评等待时间接近45个月。当然，这也跟药监局在郑筱萸案之后，审批态度转向谨慎有关。

　　改进措施已经出台。2015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药品审评的速度骤然加快，积压批件数从2015年顶峰时的22000 多件，降低至2017年的6400 余件，药品审批的堰塞湖得到缓解。

　　采购方面：由于国内仿制药质量差的口碑影响，加上审批成本过高，导致仿制成功的药品，大多数既没有价格优势，也没有质量保证，因此在医保招标中不占优势。比如治疗肺癌的靶向药易瑞沙，阿斯利康的原版药十天用量卖2358元，齐鲁医药的仿制药卖1850元，而印度版只要211元[8]。

　　此类情况也在改善。仿制药审批流程加快后，药企研发成本会有所降低，这种仿制药跟原研药价格相差无几的现象，有望得到改善。在质量方面，最新的各省招标均规定，将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跟原研药归于一个质量档次，这将鼓励企业通过一致性评价，提升药品质量。

　　从混乱到秩序，无法一蹴而就，需要过程。但正如徐铮饰演的程勇，在面对法庭做最后陈述时说的：“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吧。”

　　4．药神和财神：中国创新之路

　　2011年12月初，亿万中国股民都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叫重庆啤酒的公司，这家公司除了生产啤酒之外，还在研发一款惊天动地的产品：乙肝疫苗。

　　早在1998年，重庆啤酒就买下了一家做乙肝疫苗的医药公司的多数股权，之后持股不断攀升，证券市场也将乙肝疫苗的美丽光环戴到了重庆啤酒头上，促使其股价从2008年的7.35元，一路飙涨到83.12元，三年时间涨了10多倍，远远超越大盘，有人更是喊出“未来市值1000亿美金”的口号。

　　到了2011年12月初，公司的二期临床试验结果即将公布，市场屏息等待。7号晚间，停牌中的重啤发布临床试验结果，表示自己研发10多年的乙肝疫苗，跟安慰剂差不多，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市场哗然。公司在8号复牌后，股价一泻千里，连续9个跌停，迅速蒸发超过200亿市值。

　　同一只股票，可以使人坠入地狱，也可以使人荣升股神。

　　在股票暴跌期间，一名持股者在帖子里写道：“今天回到家，煮了点面吃，一边吃面一边哭，泪水滴落在碗里，没有开灯。”这就是“关灯吃面”的由来。而著名私募泽熙投资则用反人性手法大胆抄底，并顶住浮亏越跌越买，最后成功地在股价反弹时全部卖出，获利数亿，成为其掌门人经常在公司内部援引的经典战例。

　　从众星捧月一飞冲天，到坠落凡间脸先着地，重庆啤酒给中国的投资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创新药研发是一件风险巨大的事情。而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药的研发支出更是遵循着著名的Eroom‘s law（反摩尔定律）：开发新药的成本大约每九年翻一番（通货膨胀调整后）。

　　因此，中国在创新药这个领域，真正要拜的不是药神，也不是股神，而是财神。

　　支持中国创新药发展的财神并不缺乏。2017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用优先审评、专利补偿、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等举措，来支持中国的创新药发展，受政策的推动，涌入创新药领域的资金也逐年增加。

　　不过在历史文章《医改的前世和来生》里，我们指出：医保未来压力逐步增大，控费和省钱将是始终不变的主旋律。对此，或许正如戴老板写的那个段子说的那样：

　　某基金公司，包场看了《我不是药神》，观影过程哭成一片。看完后，公司集体开会讨论，投资总监率先发言，说底层老百姓真不容易，作为资本力量，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感，要加大对创新药上市公司的研究和投资。基金经理们纷纷鼓掌赞同，含泪下单了一批中药股。

　　这其实并不是段子，A股医药公司按照上市后涨幅排名，前10名里面，有7家是中药股。

　　5．尾声

　　中国整体医药行业大而不强，但市场规模却高达2.5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国外公司瞧我们自己家病人的眼神，都是放光的。

　　例如葛兰素史克的一款药，在中国的出厂价是142元，在韩国、加拿大、英国却不到30元。而医药公司吉列德（Gilead Sciences）把4款药品放入瑞士基金MPP中，低价销售给发展中国家，唯独将中国排除在外。

　　原因正如吉列德的CEO曾经隐晦地说过：药厂定价不是根据成本，而是根据一个国家的人均购买力。简单说，有钱的客户就多要钱，没钱的客户就睁只眼闭只眼。在这方面，海外药企的确没把我们当发展中国家看，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差钱，是财神。

　　当然，我们一年能喝几十亿的药酒，吃上百亿的神药，买几千亿的保健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别人把我们当财神，谁又能说不是呢？

　　喜欢赚中国人钱的不光有老外，更多的是我们国人自己，在这庞大的利益蛋糕面前，一切行为似乎最终都会被扭曲。

　　GQ杂志在2017年6月发表的文章《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把矛头对准了《我不是药神》的原型陆勇，指出这位掌握“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药神，2011年放弃了吃了7年之久的印度版格列卫Veenat，转而给网友推荐印度Cyno公司生产的Imacy，而这款药似乎并不是什么好药。

　　因此，尽管《我不是药神》被誉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现实主义题材佳作”，但仍无法将复杂的中国医药现实给彻底展现。在现实中，药神陆勇并非完美无缺，医药公司也并非都是黑心，而更广阔的医药江湖，更是远非一部电影完整阐述。

　　但这并不妨碍这部电影成为本年，甚至近五年最佳。尤其可以理解的是，电影中巧妙地树立一个安全的靶子，将观众的情绪引导和收敛到“黑心医药公司”身上，这恐怕也是这部影片能够顺利出现在观众面前的重要原因。